
張錫純提到,吳門有一位名醫,叫顧松圃,本名顧靖遠。早年并非出身醫家,而是因為父親患了熱病,被庸醫誤用人參、附子一類大補大熱之品,結果病情迅速惡化,最終未能挽回。此事對他打擊極大,也由此立下志向,發憤學醫。從此三十年如一日,不論寒暑晝夜,潛心研讀經典,反復臨證求證,對溫熱病尤為用心。他曾著有《醫鏡》十六卷,可惜后來沒有刊行流傳,只能從他人的醫案記載中,略見其學術鋒芒。

顧松圃一生中,有一則醫案極具代表性。
當時有一位王姓患者,患的是典型的陽明熱證,高熱、大渴、脈洪。顧松圃辨證后,果斷使用白虎湯,每劑石膏量大,連服兩劑之后,高熱明顯下降。但隨后卻出現遍身冷汗、四肢厥冷、頻頻呃逆的情況。旁邊其他醫生一看這種轉變,立刻斷言是“寒涼太過,陽氣受傷”,紛紛主張必須用人參、附子回陽救逆,并且一致認定白虎湯再用必死無疑,一時間議論紛紛,幾乎群起而攻之。
顧松圃卻并不慌亂,他反復引用張仲景“熱深則厥亦深”的原文,又結合喻嘉言所說“陽證轉為陰厥,萬中無一”的論述,耐心解釋這是熱邪太盛,陽氣被逼于內,并非真正的陽虛亡陽。他再三強調,此時若誤用參附,只會閉塞邪熱的出路,反而加速病危。但眾醫固執己見,最終還是改投了回陽斂汗之劑。結果藥后冷汗更多,身體愈發冰冷,反倒將責任推到白虎湯頭上。患者陽氣將脫,命在旦夕,全家驚恐萬分,這才再次請顧松圃前來。

再次診視后,顧松圃依然堅持原來的判斷,毫不動搖,仍主白虎湯,而且這次連用兩大劑。藥后冷汗漸止,四肢轉溫,神志安定。隨后在原方基礎上稍作加減,數服之后,患者完全康復。此案之后,顧松圃特地撰寫《辨治論》,明確指出:溫熱病中,白虎湯只要用得其當,不但不傷人,反而是救命之方,希望借此打破世俗對寒涼藥的偏見。
從后人角度來看,這個醫案中仍有值得反思之處。最初兩劑白虎湯后出現“熱深厥深”的表現,并非方藥錯誤,而是石膏用量偏輕,三兩之數不足以壓制如此熾盛的陽明實熱。若像某些重癥醫案中那樣,開云app每劑石膏用至半斤,熱邪當場就可瓦解,也就不會出現中途波折。所幸顧松圃立場堅定,沒有被外界干擾,最終用大劑白虎湯扭轉乾坤。更重要的是,此類患者多為體格壯實之人,平素陰分充足,經得起清泄。若換作陰虛體弱之人,在誤服參附之后,恐怕病勢立刻不可收拾,哪里還有機會再談白虎湯。
類似的例子,在徐靈胎的醫案中也能看到。
西濠陸炳若的夫人,產后不久感受風熱,又有瘀血未清。本是實熱夾瘀之證,卻被醫者拘泥于“產后必虛寒”的成見,一味使用干姜、熟地等溫燥滋膩之品。結果越服越錯,汗出如雨,身熱如炭,唇燥舌紫,明顯是熱邪被助,火勢更盛,卻仍然沿用原方。恰逢徐靈胎路過附近,被急請診視,當即指出:產后血枯火熾,又兼風熱,再加辛熱滋膩之品,無異于火上澆油,兇險就在眼前,非重用石膏,不能解陽明之火。
徐靈胎遵循仲景之法,使用竹皮、石膏等藥物。其他醫生聽聞后卻冷笑譏諷,認為自古以來哪有產后用石膏的道理,其實不過是未曾真正讀過仲景之書。患者家屬信任徐靈胎,果斷用藥,一劑下去,病人即刻蘇醒,神清熱退。次日復診,再服一劑,便完全康復。由此可見,產后之病并非一概虛寒,寒溫虛實仍需細辨,只要是實熱熾盛,石膏非但不忌,反而是關鍵之藥。

《金匱要略》中記載的竹皮大丸,專治婦人產后煩亂、嘔逆等證,方中本就含有石膏,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。對于產后寒溫夾雜而以實熱為主的情況,有時還可靈活運用白虎加人參湯,并以玄參代知母。知母性寒而偏燥,較石膏更寒,反而不利于產后;玄參則滋陰清熱,又不傷乳汁,古籍中早有明確記載。白虎湯在汗、吐、下之后需加人參,是為了顧護正氣,而產后之虛,較之汗吐下后尤甚,因此更需加人參以扶正。由這些醫案可以看出,真正的中醫之道,不在于死守成規,而在于明辨寒熱虛實,用藥得當,方能救人于危急之中。

備案號: